老三届丨李殿元：阴历阳历的时间差，圆了我的大学梦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殿元，生于1951年，1983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过教师、校长、编辑、机关干部。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中国药学文化研究会川药文化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扬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

原题

阴历与阳历的差异

助我求学梦

作者：李殿元

人生最应该的是学会感恩，感激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忘记生活中的所有不愉快，只记住好的值得留念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始终感谢生活，尤其是感谢因为阴历与阳历的差异，两次帮助我甚至挽救了我的求学梦想。

每个人都有生日，即出生日期。户口本、身份证上的生日是阳历（即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法定使用的历法是公历，也就是常说的阳历。因此，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阳历，医院出具的出生日期证明也是阳历，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文，证明都使用阳历。

不过，中国现今的历法其实有两种，而且并行。

一是阳历（即公历），它是在1912年才开始实行的。1912年1月1日晚上，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认为:“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后第一件最重大改革，必须办到。”所以在1月2日，孙中山旋即通电各省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也就是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二是阴历（即农历），它是在中国历史上使用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历法。

所谓“阴历”，即是以月亮的视运动规律为依据设置的历法，所有总是“十五的月亮最圆”。中国的农历其实不是一种简单的阴历，而是一种典型的阴阳历。阴阳历是兼顾月亮绕地球的运动周期和地球绕太阳的运动周期而制定的历法。阴阳历每月的平均长度接近朔望月，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是一种“阴月阳年”式的历法。它既能使每个年份基本符合季节变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与月亮相对应。它的缺点是历年长度相差过大，制历复杂，不利于记忆。中国历法在几千年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充实、完善，逐渐演变为现在所用的农历——以月亮运动周期为主，同时利用节气与“19年7闰”法兼顾表示地球绕太阳运动的周期。

在1912年开始使用公历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废除农历，这不仅是中国用农历已经有数千年的使用习惯，而且也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需要，所以规定出版历书时在公历下方必须注明阴历节候。甚至在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经政府批准，就此奠定了阳历年首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为“春节”的并存格局。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由此，我国政府采用更彻底的公元纪年法，所有政府文告、统计报表、报纸刊头等均采用公历，中国传统的农历纪年除了在重要报纸报头的公历后边标注外，官方文件中已彻底没了踪影。而元旦节日，也于1949年12月23日的政务院（即今国务院）会议上通过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被规定为我国四大法定节日之一。今天，公元纪年及元旦节日在国人中已经逐步通用、流行、稳固。元旦与春节两个节日，称谓上不再混用。如1952年《毛泽东主席在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此处元旦就是指公历元旦了。

中国并存两种历法的情况，使20世纪出生的人普遍有两个生日，一个是阳历，一个是阴历；而且按照中国传统，20世纪出生的人一般过生日是按照阴历的，所以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并不一定就是生日的那一天。由于阳历和阴历的不同计算方式，造成阳历生日在前，阴历生日在后，加之阴历有闰月的缘故，两者的日期差异年年不同，少则20多天，多则50余天。

啰嗦了这么久，就是想说明，正是阳历和阴历的两个不同生日日期的差异，挽救了我的求学梦想。我必须感谢这种差异。

我出生于1951年9月13日，这是公历，农历为一九五一年（辛卯年）八月十三，那时没有身份证，按传统惯例，所以在户口本上就登记为“1951年8月13日”，并没有注明这是农历日期。

时间很迅速，成长也很快，不觉得就到了1958年，该进学校读书了。新中国若干年的治理，那时候已经有各种比较严格的规定，没有特殊的关系，就必须按章办事了。我的父母都是社会底层的集体所有制单位营业员，当然没有社会人脉和特殊关系。但是，我总觉得这一辈子上天是很眷顾我的，虽然明确规定必须年满7岁即必须1951年9月1日前满了7岁的才能入学。我明明还没有到生日，还没有满7岁，可是，因为户口本上显示的是“1951年8月13日”，确实是在9月1日“之前”。我顺利地进入了小学。

我心里清楚，我其实是提前一年进入了学校。一年，在人生路上是多么重要，人生有多少个“一年”？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提前一年”，不仅为我多争取了一年的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抢在“文革”前比较系统地多获得了一年的学习机会，这在我以后的人生发展中，真是太宝贵的一年！

在读小学的六年期间，我们看到了在校园操场的土高炉大炼钢铁，我们参加了“除四害”天天要交消灭的苍蝇、蚊子数量，更是为消灭麻雀而满大街地追赶，不让它休息而要累死它，还有“自然灾害”时期饿得每个学生都自备了一个泡菜瓶子……

不过，教师的认真管理与教学，还是真让我们学到了许多知识，为我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每个人在少年时代都有理想，而且也一定写过《我的理想》之类的作文。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有两个理想：勘矿者，天文学研究者。

我很想成为一个勘矿者，行走在崇山峻岭，风餐雨宿，为国家建设发现更多的矿藏。我向往野外生活，当然不知其中的艰辛。

我渴望成为一个天文学研究者。那时，没有什么污染，成都的天经常都是蓝的，夜晚就满天星斗。没有电灯的时代，夜晚尤其是夏天的夜晚，我总是遥望着天上的繁星，想不明白宇宙是如何存在的。我想解开关于太阳、月亮、宇宙的种种奥秘。

我知道我的这两个理想都需要数学知识，所以我的数学成绩最好，基本上都是100分。我甚至还在学习圆周率即兀的问题时有了小小的发现。

众所周知，圆周率是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一般用希腊字母π表示，是一个在数学及物理学中普遍存在的数学常数。π也等于圆形之面积与半径平方之比，是精确计算圆周长、圆面积、球体积等几何形状的关键值。在历史上，许多数学家都对它进行过研究。老师告诉我们，π是一个无理数，即无限不循环小数。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都用3.14代表圆周率去进行近似计算。而用九位小数3.141592654便足以应付一般计算。即使是工程师或物理学家要进行较精密的计算，充其量也只需取值至小数点后几百个位。

少年的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狂妄得很。我不相信π是无限不循环小数，于是试着用我已经学习到的那点微薄的数学知识去进行各种演算。我发现，圆周率问题其实就是被除数（圆的周长）与除数（直径）的关系，而如果被除数和除数都是精确数字的话，那么余数就只能是0--（除数-1），而一旦被除数的有效数字完成后，再加零继续除，余数一旦出现零或者重复，则要么除尽要么循环。

我把我的“研究成果”写成《从被除数与除数的关系看圆周率问题》，竟然就给大名鼎鼎的中国数学研究所的华罗庚先生寄去了。没有料想到的是，一个多月后，我竟然收到了华先生的复信：“殿元同学：π非有理数，不会循环，请参考《数学导论》。祝学习进步！华复。”天啊！那样了不起的大数学家竟会亲自给小学生复信，并指出我的错误是把圆周率问题作为有理数处理。

我决心继续努力学习，渴望学有所成，能够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

小学时期，我还是班上有名的“小老师”。这不仅是因为我是少先队中队长，学习成绩比较好，更因为我乐于在学习上帮助同学。特别是，每到考试之前的周末，总有同学们会主动来我家参加复习，只得将我家的门卸下，用凳子搭成长方形桌子，供七八人围坐，共同复习。而我，还学着仿照考试模式，出试卷给大家做。后来老师知道了，竟然要我出的试卷，说是可以参考参考。

一晃，小学六年就过去了。少年不知愁滋味，而我在此时，深深地感受到了生存的艰难。我这里说的是生存，不是生活。从“自然灾害”时期走过来的我们，只要有能吃的食物，无论有没有营养，有就是最好，就可以活下去，生活还可以维持；而生存，除了活下去，还应该有作为人的精神追求以及尊严、社交、不孤独，等等。

1964年是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也是国家开始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年。我清楚地记得，临近毕业，最喜欢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忧心忡忡地告诫我：快13岁就不是男孩而是男人了，要好好学习，要学会忍辱负重，不要再想其他，有文化有知识今后就一定有用，社会是迟早会需要文化知识的。

我进入了一所普通中学，从小就当惯了班上主要干部的竟连小组长都没有被安排，更可怕的是，班主任老师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你必须知道，你姐姐是这所学校初中毕业生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但是她没有读高中的资格，就是因为你的家庭成分的原因，你该想想你自己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拼命学习吧！尽管我仍然能够坚持数学得100分，但是受到表扬的学生中永远没有我，反而将我作为“白专典型”予以批判，说我不关心政治，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我不敢再考100分了，每每考试我只能有意错几道题。

一年多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是一个荒诞的时代，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血统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不再需要努力，一切皆凭红五类、麻五类、黑五类决定。我从教室里被揪出去，接受红五类的训话……

时代很疯狂，我们自然是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无聊之极，只想读书，家里当然是没有的，新华书店是已经被封了的。发现学校图书馆被封了，而且没有人看守，想到鲁迅书中说的“偷书不算偷，是窃”，那就去“窃”吧。别人在大革文化命，却造就了我对文化知识的继续学习。

之后便是中学生全部下乡，我当然不能也不敢例外。按学校安排该是去青川，17岁的我意识到：别人下乡可能就是去耍耍，一两年就回城了；而我，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当农民了。反正是当农民，为什么要去青川却不给自己找个条件好点的地方呢？人生第一次我为自己做决定，动员了两位在成都附近农村有亲戚的同学，我们就下乡去了。果不其然，一两年后，他们就招工走了；而我，却在那里呆了九年，成为真正的新一代农民，其间纯朴的农民在招工、招学、参军时都推荐了我，二十多次体检查合格却总是因为“政审”的原因而不能入愿。

任何错误，如果没有人能够纠正它，那就让它演化到极致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这样，当它已经让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了，便有人将它结束了。

感谢邓小平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我终于在离开学校十余年后，又有机会可以求学了。

我当然想读理科，做梦都想当科学家。可是，我就是个读了一年多一点的初中生，除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基本课程都没有学过。我试着想自学，可是，几何还可以学一点，物理、化学是根本没有办法。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改学文科，政治、语文、历史、地理较之理科课程，无疑更适宜于自学。

1977年、1978年，我连考了两次，虽然上了录取线，却仅高了10余分，我没有被录取。我不甘心，想在1979年继续考，但是我又遇到了年龄问题。

77、78两届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所以师生、父子同堂参考的情况比比皆是。而到了1979年，国家对考生的年龄是有限制的，即：报考理科者不能超过25岁（必须是1954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报考文科者不能超过28岁（必须是1951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前面说过，我的户口本上登记的出生日期是1951年8月13日，这是阴历，但是户口本上并没有注明，也正因为没有注明是阴历，我才凭借它提前一年进入了小学。而现在，这个阴历生日登记有可能将我卡在大学报考的门外。

我去派出所反映这个情况。那时的警察，是真的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对自己管辖区的居民，家家户户都了解得非常清楚。知道我是为了考大学而需要把生日的阴历改为阳历，他们立即行动，先是在我所属的居委会进行调查，证明我的生日确实在9月，户口本的8月是登记的阴历，他们就迅速地对我的出生日期进行了改正。从此，我在户口本上的登记以及后来的身份证上的记载，我都是出生于1951年9月13日。

户口本上的改动，虽然只是将我的出生日期从阴历改为了阳历，但是它将我的出生日期延后了一个月，我就拥有了考大学的报名资格。皇天不负有心人，感谢上天，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感谢我的阴阳历生日，就在1979年这一年，我以28岁的年龄，终于考入了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

李殿元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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